文章大纲：

• 1、“苏联酒窖”为何如此吸引中国游客？
• 2、蒋方良的一生事件
• 3、初二历史
• 4、历史人物
• 5、伏特加是前苏联的国酒吗？
• 6、俄罗斯有哪些名酒？

“苏联酒窖”为何如此吸引中国游客？

苏联酒窖，可能很多小伙伴都不知道在哪里吧。其实这个神秘的苏联酒窖就是摩尔多瓦。

摩尔多瓦的地图形状十分特别，是唯一一个形似葡萄串的国家。摩尔多瓦共和国位于欧洲东南部，靠近黑海，坐拥连绵不绝的山丘和峡谷。一直种植葡萄并且酿制葡萄酒。

许多享誉世界的葡萄酒酒庄都来自摩尔多瓦。包括著名的克苏纳城堡酒庄、克里科瓦酒庄、米列什蒂·密茨酒庄和普嘉利酒庄。我们所享受到的专业酿制和出口上等的无泡葡萄酒、起泡葡萄酒和烈酒等大多来自苏联酒窖。

摩尔多瓦的气候宜人，美食也是极具特色，是旅游的绝佳去处。摩尔多瓦的夏季温暖湿润，非常适合避暑度假，冬季也极富魅力，有着丰富的旅游活动，是一个任何时间都适合去观光游览的好地方。这里的美食也是让人赞不绝口。“本地种、本地食”是摩尔多瓦的一种品质高昂的生活方式。摩尔多瓦人民总是使用国内种植的更好的原料烹制菜肴，保证食品的优质。而且摩尔多瓦美食融入了巴尔干半岛地区、俄罗斯、罗马尼亚和地中海的烹饪风格，我们可以体验到融合多个国家特色的美食。

摩尔多瓦允许持有的欧盟成员国签证（不含过境签证）或居留许可的中国公民免签入境这一措施也是吸引中国游客一大原因。这一系列措施增进了中国与摩尔多瓦两国间的亲密感，拉近了两国的来往，所以很是吸引中国游客来此一游。

苏联酒窖有没有吸引到你呢？众人皆爱美酒美食，又怎么会不爱美酒美食汇聚之地呢？来到摩尔多瓦，会让你有着绝佳的旅行体验。

蒋方良的一生事件

蒋经国和蒋方良夫妻之姻缘际会，本质上源于患难之交。留苏时期，蒋经国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搞小组织，被苏共开除党籍和团籍，受流放西伯利亚处分，因而和女工蒋方良结识(按：她的俄国名字叫“芬娜·伊巴提娃·瓦哈瑞娃”。“蒋方良”是她到中国之后。由蒋经国为她取的)。

苏联流放时期的蒋经国，身处异邦极寒之地。人生地不熟，幸亏得助于蒋方良，得助于蒋方良故乡的基本人脉资源，才能在冰天雪地摄氏零下—二十度的北国异地有吃有穿，总算可以苟活性命。有谓蒋经国在苏联．曾对蒋方良有“英雄救美”之恩，但是，吾人宁愿更倾向相信在蒋方良祖国，蒋方良才是救蒋经国一命的再造恩人。假如不是认识了担任女工的孤儿蒋方良，不是蒋方良同情蒋经国这个藉藉无名的瘦小中国青年，给他家庭般的温暖，给他暖烘烘的食物、冬衣，蒋经国怎能在极度艰困恶劣的异邦，苟活到蒋介石透过外交渠道，要求斯大林释放蒋经国回中国? 1937年春天，蒋经国携同蒋方良回到中国，形势易位，中国对蒋方良来说，成了异邦，蒋经国回到祖国，而且他的父亲蒋介石，已经是这个动乱国家惟一的军事强人。在俄国，蒋经国要依赖蒋方良。回到中国，形势逆转。蒋方良处处要依靠蒋经国。但是，我们倒要看看蒋经国是如何报答过去蒋方良对他的“患难真情”。

蒋方良为他生下一对子女 ——孝文、孝章之后。适值抗战爆发。蒋经国受父亲蒋介石之命，担任江西赣南行政专员，蒋经国举家迁居江西。受父荫保护的蒋经国，初得官位．志得意满，风流好色的潜意识，却在此时逐渐高涨。章亚若适在蒋经国专员公署做文书工作，等于是蒋经国的秘书。近水楼台之便，蒋经国和章亚若从眉来眼去，发展成两性关系，进而珠胎暗结。高明的蒋经国，似乎深得“最危险之处即是最安全之处”的个中三昧，竟然还命章亚若担任蒋方良的中文教师。为太太恶补中国话和中文，忠厚老实的蒋方良完全被蒙在鼓里。

章亚若明地里是蒋方良的中文“启蒙师”，暗地里则是她的“情敌”。可怜方良竟然到了风烛残年，才得知“小老师”章亚若竟是蒋经国婚外情对象，还为蒋经国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真叫她情何以堪?是故，蒋经国是以“劈腿”，来揭开回报昔日霜方良对他的搭救之恩序幕的。从此之后，蒋方良即无日无之地生活在接二连三的被背叛的情境之中。

抗战八年，蒋经国行踪如谜似幻，蒋方良以一个外国人，完全掌握不到丈夫的行踪底细，而蒋经国也吃定老婆拿他莫可奈何。抗战八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胜利复员，蒋经国举家迁居杭州。当年陪同甫自苏联归国的蒋经国夫妇，晋见父亲蒋介石的杭州市长周象贤，抗战结束之后，又重做冯妇，回锅当杭硝前市长。杭州的两年放浪形骸岁月，周象贤上下张罗，要跳舞找舞伴，要打牌找牌塔子，要喝酒找酒友，把蒋“太子”侍候得无微不至。杭州时期。是蒋经国在大陆。背着蒋方良，夜夜笙歌、酒池肉林的一段荒唐岁月。蒋方良对那个阶段的蒋经国却依旧“所知有限”，偶尔靠屈指可数的姐妹。意在言外地暗示她留意丈夫在外行径，但仍然无法吓阻蒋经国在外的为所欲为。蒋方良没有什么筹码吓阻蒋经国贪腥．其理甚明。身在中国，方良完全要依靠蒋经国，对丈夫，只要他尚知道回家，只要他不变成抛妻弃子的“陈世美”，夫复何求?

蒋经国把“欢乐”留给自己。却将“孤独”送给蒋方良。这是青年蒋经国回到祖国之后，回报给昔日搭救恩人的第二件“礼物”。

*** 大陆垮台之后，周象贤曾任第三任台北阳明山管理局局长。此时，侍侯蒋经国的已经另有其人，周氏遂逐步边缘化，“局长”一职，是周象贤在台湾的更高头衔。

周象贤虽然边缘化了，但是，杭州时期他介绍给蒋经国认识的一群莺莺燕燕，却还有人侧身台北官场，即使嫁作高官妇，却仍与蒋经国维持私下来往，并且是蒋方良牌友常客的手帕知交，掏肝掏肺，委之以诚。蒋方良甚至到寿终正寝之日。都还不知道此妹曾经是丈夫密友。

从章亚若以来，这位杭州姑娘之后台湾时期围绕在蒋经国周遭的几位女人。除了焦鸿英和丈夫眉来眼去，被蒋方良当场戳穿西洋镜之外，对周遭的中国女人。蒋方良几乎完全不设防，完全没有“敌情观念”。来台初期的蒋方良，和大陆时期的她一样，几乎无日不生活在被丈夫背叛的阴影之中。

利用蒋方良的单纯，利用蒋方良的宽厚，是蒋经国得以恣意纵情的根本原因。讲得直接一点，蒋经国吃定了蒋方良对他无可奈何，吃定蒋方良必须完全依靠他，才可以在中国异邦安稳过日子。

历经忧患和挫折，也历经了各种风雨飘摇，各种大风大浪、飞短流长，从未让蒋方良对丈夫的情感丝毫动摇。蒋方良虽为俄国籍，若论她对中国“三从四德”之服膺，则犹为中国妇女之所不及者。即使发现蒋经国有不轨的迹象，蒋方良不像一般中国妇女，善于“一哭二闹三上吊”，纵使打翻醋坛子。大吵一架也就算了，事后向来是既往不咎。从这里可以看出她因为身处异邦，被迫百分之百依赖蒋经国。她的无奈与无助，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她解决。她成长于典型东正教俄国农村家庭，和她的性格有很密切的关系，东正教的精神特别注重家庭价值，所以她终生依附于蒋经国身边，过的生活即使再苦闷、再艰辛，亦从来没有一丝怨艾。

尽管生活在不断被背叛的阴影中，但是，1950年以迄20世纪60年代初期，这十三四年当中，毋宁亦是蒋方良生命最有光采、最富活力的一段岁月。我相信认识蒋方良的官太太，应该都会认同，长安东路时期的蒋方良。其实才是真正开朗的、阳光的蒋方良。蒋经国自己忙着当花蝴蝶，他自然无暇对蒋方良多所干预。

刚来台湾，大家普遍生活都很清苦，但是，精神生活反而很充实。由于官太太当时都很年轻，蒋方良刚届近不惑之年，大家适值活力健旺的年代，聚会活动的机会也很多。加之蒋经国那时的职位比较低。不用讲究太多的官场忌讳，和亲朋故旧之间来往，也比较没有强烈的阶级观念。他不但不限制蒋方良和官太太们经常往来．也经常吆喝男士们一块儿加入太太的行列．时常在一起宴饮欢乐。

最常到长安东路18号和蒋方良聚会的，包括了张师太太、王叔铭太太、赵聚钰太太、衣复恩太太、毛瀛初太太、明星花露水老板的太太等人。还有少数几位住在台北的白俄妇女，他乡遇故知，和蒋方良偶有往还。基本上蒋方良的朋友圈子。仍以蒋经国亲朋旧部的太太为主。

长安东路房子比较窄狭，不适合打牌，不过偶尔有官太太起哄，凑够了牌搭子，还是可以在房里作方城之戏。 有气不发，有志难伸，终究是会闷出病来的。刚开始时，没有人知道蒋方良是犯了精神躁郁症，但见她楼上楼下到处漫无目的地来回走动，到处翻箱倒柜。书把箱子里的衣服全部翻出来，一会儿又把首饰盒里的首饰倒了一地，弄得寓所内凌乱不堪。

更严重的时侯，蒋方良竟然 *** 了衣服，全身 *** ，口中念念有词，烦躁地满屋子里到处跑，总管阿宝姐见状急得满屋子追蒋方良，为她披上衣服，遮蔽裸体。

蒋方良固然没有攻击行为，大白天赤身露体，毕竟让蒋经国既难堪又紧张，马上请荣总派精神科大夫，到寓所帮蒋方良看诊。

如果换成今天，传播媒体这么发达的情况下．若是被记者知悉蒋经国太太裸奔，报道披露于众，岂不成了政坛劲爆话题，所幸当年媒体完全被隔绝，外界无从得知蒋直昕内—丝半缕的怪事。

医师初步诊治，确认她得了精神躁郁症。医师开了一些控制病情的药丸。要她按时服用；如果病症转剧，则酌加药量。

寓所总管阿宝姐从此以后多了项任务，即是监看蒋方良精神躁郁症发展情况。只要一发现蒋方良又在翻箱倒柜，就要逼蒋方良赶紧吃药，以控制病情。

在荣总医师的悉心诊治之下，她的精神躁郁症病情控制得宜，幸未恶化。但是，原本为她看诊的那位精神科大夫，之后因为退休离职，临时换了另外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荣总精神科主任。这位新来的精神科主任，之一次为蒋方良看诊，很详细地追根究底，不厌其烦地询问她的病史。医师目的无他，不过是为了更清楚病人背景，好对症下药。未料此举却引起蒋方良极度不悦，当场翻脸，带着责备的口气对这位医师说：“你把我当神经病啊?我又不是发疯的神经病。你问这么多过去的事情干什么?”

说完，蒋方良铁青着一张脸，叫阿宝姐送客。这位精神科大夫就这么给蒋方良吓跑了．从此再没上过蒋家。可见蒋方良很在意人家把她当成精神状况有问题的人。

幸运的是，这次事件之后，蒋方良的精神躁郁症基本上控制得宜，并未再恶化下去。除了荣总医师的控制得宜，阿宝姐的时刻留意。亦功不可没。要不是阿宝姐一旁照料，无微不至，恐怕蒋方良早就发疯了 。

如果蒋方良没有阿宝姐，给她生活上诸多关照，帮助她融人中国社会．蒋方良能不能度过在长安东路及七海寓所的漫漫长夜，都还是未定之天。

阿宝姐是影响蒋方良最深刻的一个人，可以从学国语这件小事来印证。前面我们提及章亚若是最早教蒋方良讲中国应酬话的启蒙师，而阿宝姐则教导蒋方良日常生活细节，教她如何锱铢必较，指点她一点一滴节省过日子的生活大师。更重要的。阿宝姐也教导她有关中国人社会的人际关系、人情世故，使她能更融人中国人的团体里边，生活得更欢愉些。因此，蒋方良在很多方面都有阿宝姐的身影，晚年蒋方良在日常生活方面对阿宝姐倚赖程度也最深。彼此形式上是主仆关系，实质上形同姐妹，密不可分。

她平日操持寓所总管职务，不舍昼夜，尽心尽力，一丝不苟。阿宝姐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道德良心。“道德良心” 四字箴言，成为阿宝姐毕生座右铭。秉此精神，她连出门都不坐寓所的公务车辆，情愿自己打 *** 叫计程车到七海寓所接她。自己付车资，绝不揩公家的油。好几次，蒋方良司机胡献堂主动想载送她到市区，阿宝姐一口回绝，坚持自己花钱坐计程车。而她对蒋家的付出，更远远超出了蒋家付给她的薪水。长安东路时代，蒋经国家里四个孩子(按：如果加上蒋经国夫妇领养的邱明山，则一共有五个孩子)，除了孝文、孝章大一点，孝武和孝勇年纪都还小，需要大人的照料：公馆里上上下下，所有的家务事，凡是吃重的工作，起先都落在阿宝姐的肩头。搬到七海寓所之后。孝字辈孩子固然早已长大成人，但是，整个寓所的杂务，责任几乎还是落在她的肩头。

阿宝姐在台湾单身—人，本地没有任何亲人，和蒋方良同样流落异乡。阿宝姐把全付心

力都投注在她的工作上，每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年无休。阿宝姐更大的优点，除了吃苦耐劳，她更是谨守分寸，从不挑拨是非；假如她听到了什么不公平的事，总是锄强扶弱，爱帮弱势者的忙，肯出面撑腰讲公道话。

杨焕金师傅最初在蒋寓所，曾经饱受某些人的压制和排挤。最惨的时侯。是阿宝姐扶了杨师傅一把，安排他到孝文家里帮忙烧饭，等到风头过了．再想办法把杨焕金弄回七海寓所。

初二历史

我觉得，秦始皇是功大于过的人。首先，他统一了中国，统一了文字，统一的度量衡，兴修水利，修建万里长城，以上就是人们的功。现在来说说他所谓的过，他焚书坑儒、大兴土木、徭役繁重、法律严酷、寻求仙丹、扬农抑商等。

下面，我就一一来谈谈秦始皇的人们所谓的过：

先说说焚书坑儒。焚书坑儒是为了统一思想，虽然极端了一些，但是十分有用，而且这是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必须做的，也是必须牺牲的，而且秦始皇在焚书之前已经把所有要烧的书全部备份后存如了皇家图书馆中，他的义务已经尽到了，是之后那些农民起义者烧了皇家图书馆，这样，真正焚书的不是秦始皇，而是那些农民起义军。所谓的焚书，不是将图书灭绝，而是将民间的图书消灭，只有“博士”之类的人才能收藏，可以指责的不过是愚民和使得秦史以外的史料缺失。秦始皇采取李斯的焚书建议，限制各家学说的传播范围，约束诸生的言论自由。摆摆威风，吓唬吓唬他们。其最终目的是迫其就范，加以利用，并非仇视文化。事实也是这样，《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云：“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与 同罪。今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可见秦记、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书，并未焚毁，而且博士官所职的《诗》、《书》百家语，明文规定不烧。据文献记载表明，秦始皇焚书时，有些人违令私藏《诗》、《书》等典籍，确实秦统一六国之后，统治范围扩大到大江南北，在政令的实施上存在困难，同时就秦朝 *** 机构的设置上来说秦统治者是无力烧光民间所藏的。“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有可观。”从先秦诸子的流行至今以及文献记载来看并不像后世儒生所说的那样“六学从此缺矣。”其实，真正的经典是无法被焚毁的，在古代口耳相传，经典已牢固地存储在学者们头脑中，只要这些学者不死，经典就不亡。所以不应过分地夸大“焚书”产生的影响。焚书，无疑是不好的。秦始皇的焚书，也的确给中国古代文化带来很大损失。但是对于秦始皇的焚书，我们不能单纯地从焚的观点上来看。秦始皇焚书，是两种思想斗争的结果，是当时进步思想和反动思想斗争的结果，是进步派和反动派政治斗争的结果。焚书所体现的是在政治上代表进步的人对代表反动的人的打击。坑儒是因为侯生、卢生求仙药不成而“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二人恐惧，在背后骂了秦始皇一通，便逃离咸阳。秦始皇得知，大怒说：“今闻韩众去不报，徐福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及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所谓坑儒，也是儒生诽谤非议找的，坑他们也是秦法的严酷使然，至于说残暴什么的，好像历史上杀人杀得比秦始皇多得多的人有的是，秦始皇这么受到关注大概是因为他杀的是儒生吧。秦始皇更大的过错就是没有使经过春秋战国锤炼而成的秦制得以稳固和传承。这好比“杀鸡儆猴”，牺牲少数人的利益，而保全更多人的利益，而且那些儒生也是犯了欺君枉上之罪，也是必须死的。就思想统治方面，我们可以纵向进行一下比较，汉武帝，一旦发怒，杀的人远不止这些。朱元璋为了他的子孙能够永保他的大明江山，不止杀了多少人。康熙帝搞个文字狱，由此而归西的人远不是百可以计算的。所以我在想：为什么他们没有像秦始皇那样因为那些举措，而在后世为千夫所指。秦始皇在不完备的理论的指导下，他的统治是盲目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于是发现有不同意见就“焚书”，有人抵触就“坑之”。没能在根本上和整体上解决问题。然而，这并不是我们所能苛求的。毕竟他的“探索”没有祖宗遗志可遵循，也没有实践经验可供参考，也没有智士谋臣“辅其建德”的建议可采纳。他整个儿就是一个孤独的探索者，“摸着石头过河”不幸，他摔了一跤，落得个“暴君”的骂名。秦帝国的统一是依靠相对的国力强盛，采用武力统一的。其间有不少血腥战斗、阴谋诡计。在快速统一后就面临着如何治理国家的现实。当时除了秦以外六国各有其思想文化体系，不少六国遗族在统一后利用思想文化体系的差异谋求反对帝国秩序。焚书坑儒的目的就是实现帝国思想文化体系的唯一性，与任何时期任何统治者的目的一样。汉武帝不也是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吗？李登辉、 *** 也不正是通过10余年的“去中国化”使得台湾民意主流发生转变吗？可以这么说，焚书坑儒就是秦始皇的“文化大革命”！而且秦帝国的“文化大革命”无论从时间跨度、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国力损耗、社会影响后遗症等方面都要比1966~197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要小的多，何来残暴之说？再看当时的帝国秩序，最危险的人正是被“坑”的那些“文人”，在国家尚未完全根本的稳定前，采用激烈的专政手段就是必然的选择；如果秦始皇采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式的思想路线以求得天下统一，那么那些打着“学术研究”的文人就会把国家搞乱，政令不通——现在香港所谓的“民主派”就在这么干。

下面我就来说说所谓的法律严酷。执行厉法。何谓厉法？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美国没有鞭刑，就指责英联邦国家新加坡鞭刑残酷；英联邦没有死刑，就会指责中国的死刑是残酷的；中国没有宗教法律，人们听说 *** 国家对小偷处以“用乱石砸死”的宗教法律，觉得 *** 国家执行酷刑。当时帝国信奉的国家哲学——法家学说认为“严法以治乱世”，帝国则依据国家哲学制定了相对于六国严格的法律，法律向蛛网一样渗入社会每个角落，甚至每家每户拥有几把（军民两用的）刀具都作出严格规定，同时依靠保甲制度确立了原始的社区制度，并通过连坐法执行了中国历史上之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而保甲连坐制度更是确保社会犯罪事件的减少，每个帝国基本单元的稳定。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当时的帝国亭长（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或街道办主任）刘邦，刘邦当年负责征召兵役，但在工作中因饮酒而醉，畏罪而信口“天降大任”哄骗民众造反。由此可帝国当年对于官员工作中因醉酒误事的处罚相当严厉（与之相对的是我们现在某县官员要办事必须喝酒）。可以这么说，帝国法律是严谨的，其执行也是严格的，就是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现在人们常常困惑于法律的不完善、司法腐败，一直提倡法律的公正严明，那我们又怎么能够指责中国之一位倡导用完善司法制度治理国家的、2000年前的帝王呢？在指责他的同时，我们是否应当汗颜呢？统一的法律对当时的社会治理就有益无害。汉代的政论家说秦赭衣塞途，囹圄成市，严酷的秦律把社会变成了一所大监狱。过去，我们对汉初法律不甚了解，因而对这些政论家的言论解读难免片面。可是，拿近年出土的汉初法律与秦律比较一下，就发现其实差不多，秦律并没有他们所说的那么严酷，因此完全把秦律看成秦代社会稳定的对立物是不合适的。秦始皇在很多场合谈到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如二十八年泰山刻石中说“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琅邪刻石中说“端平法度，万物之纪”、“除疑定法，咸知所辟”，二十九年之罘刻石中说“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如此等等，都是强调整个社会的运行要有法可依，公平的法律是包括老百姓（“诸产”）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行为准则。老实说，这样的思想没有什么不对。秦律确实比较细密，但法律细密与法律苛刻不能划等号。秦律当然是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法律，但秦律也体现了社会建设的思想，这一点值得研究，尤其要把秦二世时期的残暴行为与秦律区别开来。

说秦始皇徭役繁重，这的确不假，但是，秦始皇的徭役有很多都是犯了罪的人，而完成一项工程人手不够时，他才会去调集别的人来工作。这就像现在发洪水时，要抽调武警官兵来抗洪救灾；打仗时，要召集预备役人员或民兵来加入战斗。这种 *** 是可取的，所以不能从这一点上说秦始皇残暴，只能归功于他大兴土木。但是话又讲回来，大兴土木是中国党政者的传统。现在许多喊着“建立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不也在劳民伤财的修建形象工程吗？甚至许多贫困县都在修建奢侈的楼堂馆所。在历史上我们提起秦帝国的建筑能有多少——长城、灵渠、秦直道、秦始皇陵、阿旁宫。长城是典型的军事壁垒，当时匈奴的威胁实在太大了，必须要有。灵渠是半军事用途的工程，它保证了帝国对岭南地区的统治，必须要有。秦直道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系统，更是国家基础性设施。秦始皇陵，是秦始皇死后的地宫，历朝历代的帝王对其地宫都倾注心思，何况秦始皇一代伟人？现在说阿旁宫，阿旁宫相当于美国的白宫、中国的 *** ，标着这一个国家的形象，是国家的形象工程。修建阿旁宫不仅仅是帝王的居所更是世界之一帝国的政治中枢。秦始皇将个人居所与帝国办公场所、帝国形象工程合二为一实在是明智之举，难道我们必须要求秦始皇像现在某县“公仆”一样修建了宏伟的政厅，在修建当地形象工程、个人之一居所、专攻包养情妇的山庄吗？

现在说说寻求仙丹。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科学认知去要求以2000年前人们对科学的认知。当年的寻求仙丹就是当年社会上的“科研活动”——中国发明火药的人不正是炼丹的术士吗？不是劳动人民（当时劳动人民根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财力从事这些）。秦始皇寻求仙丹就是为了得到长生术，与现代的生物工程研究目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秦始皇在某种层面上看就是一个支持科学研究的帝王，在焚书行动中曾命令不得烧毁关于仙书、占卜、农业（相当于现在科学技术、医疗、天文、冶金、地理、建筑）方面的书籍，这些举动无疑为中国基础化学、物理、农业、建筑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再说扬农抑商。新中国历代领导集体始终强调“三农问题”。追溯历史，中国历代帝王也同样强调农业问题，北京的天坛、地坛就是帝王祈祷农业昌盛的场所。秦帝国的元首当然也不例外。有人说秦帝国注重“耕、战”不对，这种指责简直可笑。古代的“耕”就是国家经济命脉，“战”则是国家稳定的军事保证，而且“耕”置于“战”前，足以说明帝国对于国家经济的重视程度。在经历数百年春秋战国的混战后，帝国对子民更大的保证就是人人有饭吃，这也是一种最基础人权的保证。但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必然选择“耕”而非选择“商”。从社会结构看，“耕”更够让人民避免生存危机，能够安心生活；推崇“商”则是让人民为了或许的利益而冒险，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而从制度上看，“耕”是一种屯垦，它让民众守在自己的土地下，而不是像“商”一样四处奔波。秦帝国扬农抑商的目的就是更大限度保持帝国的稳定，保持社会的稳步发展。我们不能因为现在有些学者对中国“土地情结”的批判，而脱离2000年前世纪社会情况批判秦帝国的经济政策。相反，我们应当感激帝国重视农业，重视土地的政策，才会逐步产生伟大的中华民族、产生辽阔的疆土、产生至今活力四溢的中华文化。

还有他的穷兵黩武。对秦帝国穷兵黩武更大的“罪证”就是武力统一、北伐匈奴、南征两广。然而这一切站的住脚吗？答案是否定的。武力统一中国的选择是必然的，当时六国明确不愿意与秦合并，就像现在台湾当局一样拒绝和平统一，那么任何一个中华子民都会选择武力统一。北伐匈奴，在战国后期，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对于中原的威胁是今天无法想象的，也许只有60年代苏联屯兵百万在中蒙边境局势可与相比。当时匈奴的实力范围已经达到黄河南岸，今天的内蒙、山西、宁夏、山西、河北均已是匈奴的势力范围。那么为了国家的安危帝国必然与匈奴开战。帝国非常重视对匈奴的战争，委派帝国最杰出的军队统帅蒙恬和太子扶苏指挥对匈奴作战。战争结果是将匈奴实力赶至漠北，帝国军队驻防长城防线。仅从战争结果看，就可以断言对匈奴战争并不是扩张战争，而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否则怎么会在胜利之后、国内尚无功乱之际将30万雄师驻防长城防线呢？至于南征两广的战争则是统一战争的延续。当年六国中以楚国最强，其势力范围兼括现在的豫、湘、鄂、川、闽、粤、赣、皖、苏、浙、贵等地区，楚亡后一部分军队指岭南顽抗，帝国军队追击将其击溃后发现南越土著对于帝国的南疆威胁不亚于匈奴，于是帝国开展了对两广地区的统一战争。40万大军在灵渠完工后，迅速得到补给并战胜敌人。至此秦帝国版图完全成形，也为后世中国版图建立雏形。

其次，秦始皇并没有全盘接受法家的社会思想。儒家说统治社会要讲礼仪道德，法家讲统治社会要依靠法、术、势，要“愚民”。法家是敌视儒家社会思想的，这在韩非的言论中表现得最典型。但细检秦文献，发现秦始皇重“法”但也不弃“儒”。二十八年邹峄山立石，鲁儒生就参与了议论，泰山石刻中还有“男女礼顺”之语。同年琅邪刻石中讲到“法度”要“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秦始皇还强调移风易俗，创造“廉清”的社会环境，这些都有儒家社会思想的痕迹。

再次，秦始皇有“节事以时”的“民本”思想。新近出土的里耶秦简中，洞庭郡守礼在给属县下达的公文中说：“田时（也），不欲兴黔首，……（兴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多兴者，辄劾移县，（县）亟以律令具论。”此文颁布于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也就是统一后的次年。公文中强调要尽量使用犯罪之人来承担徭役，特别是在农忙季节使用老百姓要慎之又慎，如果多加征发，要立即以法律论处。这似乎与我们对秦代滥用民力的印象并不吻合。其实，这种行政风格是始于中央再传到地方的。如二十八年的琅邪刻石中，秦始皇就说，国家要“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忧恤黔首，朝夕不懈”，“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结合里耶简，可以认为这种思想是得到贯彻实施的。

某人说是思想禁锢源于秦始皇，这个有些不顾历史事实吧，秦始皇好歹还允许保留除六国史料外典籍，而据我所知，孔丘远比秦始皇做得极端，当时鲁国的少正卯讲学曾经使得孔丘的学生三盈三竭，孔丘掌握权力后就马上将人家杀害了，少的言论也因此没有流传下来。照这种做法，如果让孔丘执掌天下，他做得大概要比秦始皇绝得多吧。后世儒生尊奉的是他们祖师爷的做法，而不是秦始皇的做法。要说愚民，孔丘的“民可由使之，不可由知之”比秦制更绝，秦制好歹还让百姓将官吏作为老师呢。

再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将这种罪名安在秦始皇头上如果不是某人无知，就是存心污蔑了。秦朝以前的“士”是指“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的士，与后世儒生所谓的士绅之士是有区别的。秦朝既然即使烧绝民间的其它书籍也要保留种树和医药的书籍，可见对实用的知识还是重视的，而且士人也可以学习前人典籍，那些典籍可是包括历史、外交、军事等知识的，不比后世儒生只能通过读孔丘限制的那些典籍才能做到“读书高”。

最后说说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竞争，大部分学说都是为了服务统治者，使得国家富强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实践与竞争结果，就是最终消灭六国的秦国，而秦国所采用的除了法术外，还有纵横家、兵家，汉朝即使采用了儒家学说，也是奉行“王霸道杂之”的政策，汉宣帝看到太子迷醉儒术，就严肃地告戒过“汉家自有制度，王霸道杂之”，看到太子不听告戒，就长叹“乱我家者必太子也”，后来果然证明了他的预言。后世随着儒家统治地位的稳固和绝对，中国也就越来越衰弱了。而儒家呢，儒家的学说是崇尚过时的周制，所以在各国都不受欢迎，即使有孔丘治鲁，也是凭借个人才能和外王内霸的法术，而实行周制最坚决的鲁国，周公早就预言了它的衰落，后来不是让齐国灭掉了。

我认为秦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以下几点：之一点，就是扶苏的死，如果死扶苏的话，扶苏即位后就很可能使用真正的儒家思想来统治他的帝国，这样，秦朝很可能就不会灭亡。第二点，之所以秦朝会那么快灭亡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秦始皇身边只有能战之将，没有一个能谏之臣、敢谏之臣、善谏之臣，这才是秦朝灭亡的真正原因。其实在秦朝之后还有一个朝代的灭亡也是因为当时皇帝身边没有一个能谏之臣、敢谏之臣、善谏之臣，那就是隋朝，隋朝的末代皇帝炀帝其实也像秦始皇一样，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就是因为他身边没有一个能谏之臣、敢谏之臣、善谏之臣，所以炀帝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秦始皇之所以可以打败其他六国，是因为他按照了商鞅的 *** ，但是他在获得更大的一个国家后，再用原来的办法显然不行，但是他身边确实没有一个善谏的大臣，如果在秦始皇身边有一个房玄龄或有个狄仁杰，秦朝也不可能灭亡。第三点，就是秦始皇的死，如果秦始皇能再活几年，历史必将改写。从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出，秦始皇之雄才大略古今无人相比，它不仅完成中国统一，而且从思想文化、政治法律、经济制度、军事建设等方面对中国进行了大规模改革。而军事统一与改革必然出动一些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其反弹势必发生。秦始皇谋定而动，一方面对反动势力执行严厉打击，一方面促进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他也知道自己面对的巨大困难，甚至生命危险——六国遗族公子张良不久在博浪制造了“博浪锥”事件企图谋杀秦始皇么？面对险恶的局势，秦始皇做出应变，安排太子扶苏参加对匈奴战争，增加扶苏在军队中的威望，并要求秦军精神领袖蒙恬以及蒙氏家族对扶苏效忠（这也是胡亥继位后秦军主力野战部队拒绝效忠帝国的原因）；同时命令蒙恬、扶苏执行在对匈奴战争胜利后驻防长城不许追击转而威慑中原，机动支援关中的战略。也许在秦始皇的谋略中，未来的帝国是一个法律严明、军力强大、国力昌盛、科学先进、吏治昌明的帝国。但是在他正在执行理想建设的时候，生命结束了。而秦始皇更没想到的是在赵高、李斯的阴谋下，胡亥继位，逼死扶苏、蒙恬，帝国大乱，军队拒绝效忠。呜呼，帝国大厦崩溃。

毛主席对秦始皇的评价是：孔孟是唯心主义，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荀子代表地主阶级。又说：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应该讲句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的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之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了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 、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之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之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之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 *** 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我发现毛主席真的十分像秦始皇，秦始皇统一中国，毛主席建立新中国；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主席十年文化大革命；秦始皇北击匈奴，毛主席抗美援朝……试问，为什么别人评价毛主席说是功大于过，而秦始皇却是过大于功或是功过相抵？其实康熙的经历和秦始皇也差不多，秦始皇加强中央集权，康熙杀鳌拜；秦始皇统一中国，康熙平三藩、 *** 、反击噶尔丹；秦始皇焚书坑儒，康熙搞文字狱……为什么康熙也是功大于过，而秦始皇却是过大于功或是功过相抵？而且秦始皇是他们的先人，并没有史书供他查阅，也没有人供他咨询，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孤独的探索者。

还有秦始皇派大军攻打南蛮，在兴安修灵渠，有可能有开发两广地区的想法，在秦瓯战争中，秦军在这次战争中的参战兵力以及组成，在几乎所有的史书中都说到秦军调动50万大军在屠睢的率领下进攻百越，在《淮南子•人间训》中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但是这里也有疑问，五路秦军是同时进攻的吗？在广东和广西的地方志中记载，秦军在开始时期是屠睢一路和赵佗一路这两路一共20万人马更先发动进攻。但是那剩下的30万人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加入战争的呢？从史书上看，剩下的30万人应该在前线部队陷入战争泥潭，也就是在屠睢写部队缺粮的战报给秦始皇以前就出动了，因为在屠睢写的信中说到了自己的“五十万大军已经伤亡甚重”，而且根据考证，其中一路秦军开始攻击的是东瓯闽越地区（主要在现在福建），这路秦军也是五路中最晚才加入两广战场的一路。秦军这50万大军到底是那里的兵为主呢？根据我们湖南等地的地方志记载，秦军这次战争所动用的部队还是以以前灭楚国的部队为主力，但是为了适应南方作战，秦军这50万大军中也有不少于10万人的原楚国部队。百越军在这次战争中的参战兵力则几乎没有任何史书有比较确切的记载，只能从部分考古资料中看出百越军的人数要远远少于秦军，而且当时的岭南百越基本上为蛮荒之地，交通不便，原始森林密布，自然环境恶劣，所以当时的两广总人口数根据考古学家的估计都不会超过50万，当时能战的适龄青壮年大致在5万人上下，这在不少野史中也有类似“百越土著军人数仅及秦军十分之一”的说法。但是不管怎么样，秦军的兵力是占绝对优势的，秦军为了这次战争的胜利是不惜代价的。早期中国正史对两广记载的很少，因为秦瓯战争之前两广地区实际上是属于越南属地，生活的南越人据说都是南越王的嫡系后人。秦始皇灭六国后，北筑长城命蒙恬驻军30万。稳固了北方边境后便向南扩张。这篇文章说“秦瓯战争”动用了50万大军参战，而且全部投入战斗。我看不至于，南越的战斗力当时完全无法对抗秦军，秦军装备上在当时是极为先进的，防身有盔甲，攻击有枪、剑、弩、双马战车。军队又实行多兵种协同作战，即有步兵、又有弩兵、还配备骑兵。这样的战斗力在当时对两广土著军的杀伤力可想而知。这样推断战争初期投入的20万兵力实际上已经取得完胜，后期的30万人应该是用于驻守的。而且我看过的书中记载这30万就驻守在当时的桂林郡。从以上来说，秦始皇并不是单单只是想收复两广地区，因为对于那5万土著军，不可能用30万比他们武器装备更强、作战经验更丰富的军队来驻守，我认为秦始皇有开发两广地区的想法，如果在当时就开发了两广地区，秦朝应该就会出现旷世的繁荣景象，秦朝也很有可能不灭亡，如果两广地区得到开发，江南地区也应该很快得到开发，至于当时为何没有马上进行开发，我认为是因为人力不够。如果两广地区得到开发，这就将成为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个大功之后的另一个巨大的功绩。

我认为秦始皇的过也警告了他的后人，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功，而且，我认为秦始皇在当政期间也有过这种想法。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出巡东南之后西归的秦始皇在沙丘病逝。《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临死之前，给公子扶苏留下一道遗诏：“与丧会咸阳而葬。”意指要扶苏从上郡回到咸阳参与葬礼。这道遗诏在《李斯列传》中还有“以兵属蒙恬”及“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诸语，可见遗诏的实态究竟如何很难知晓了。秦始皇有20余子，胡亥是他所爱的小儿子，并且当时就在他的身边，扶苏虽是长子，但秦始皇似乎并不怎么喜欢他，那么这道遗诏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呢？赵高看出了其中的奥秘。他告诉胡亥：始皇独赐长子书，是明确表示要立扶苏为皇帝。胡亥也认为父亲的意思就是如此。此后赵高与胡亥、李斯密谋逼死扶苏并造成秦代历史的重大转折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事了。从史料的记载来看，秦始皇与他的长子扶苏之间在思想上并不协调。如秦始皇坑“诸生”于咸阳，扶苏就曾劝谏。史书记载，扶苏“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这与刚愎自用，“乐以刑杀为威”的秦始皇在性格上似乎很不相同。史书又说，扶苏屡次上书，“议时政”。这种矛盾后来发展到秦始皇难以容忍而把他赶到边郡监军为止。既然如此，秦始皇为什么秦始皇不愿意皇位传给与他性格相同，而且是最喜欢的小儿子胡亥，为什么在临死之前又要把他所创立的帝国交到这个与他治术不同的长子扶苏手中呢？我想，从秦始皇的个性看，他选扶苏作为接班人的理由恐怕与扶苏身为长子并无太大关系，决定性的因素在于秦始皇从心里认识到帝国需要一位能够安定天下的统治者，而胡亥及其他诸子承担不了这个责任。这样看来，秦始皇是有意图想将他的过警告给他的后人。

而且，秦始皇确实不是一个昏庸、残暴的皇帝，在他由统一到死的11年中（公元前220—210年），他曾五次出巡全国各地，他并不像隋炀帝一样，光之一次巡游江都时，随行的船只就数千艘，同行的后妃宫女、僧侣道士、官吏士兵共计20余万人，仅挽船的就有8万多人。秦始皇也不像乾隆一样，6次下江南，共花费7000万两白银。秦始皇个人是辛勤地工作着，国家大事小事都要由他自己作出决定。“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史记•秦始皇本记》）。秦臣在泰山石刻辞中颂扬他：“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设建长利”（同上书）。

从上文看，秦始皇的功和过已经非常明显。他的功很多，过也不少，但是很多所谓的过并不能说是过，从整体看，秦始皇还是一个功大于过的

历史人物

李靖（571-649），唐初军事家。原名药师，雍州三原（今陕西三原县东北）人。少有“文武才略”。其舅韩擒虎为隋朝名将，常与他讨论兵法，曾称赞说：“可与我讨论孙吴兵法的人，只有李靖一人了。”隋朝炀帝末年，李靖出任马邑郡丞。公元617年，李渊父子起兵反隋，李靖在长安被俘，李渊欲杀之，在李世民说情下幸免一死，于是随李世民，在征讨王世充的战争中立下战功，被授为开府。

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李渊任命李靖为行军总管，随赵郡王李孝恭征讨盘据长江中下游的萧铣。九月，李靖趁长江水位暴涨、萧铣疏于防备之机，率军从夔州出三峡，顺江东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至江陵城下，迫使萧铣投降。李靖率军进入江陵后，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江南各州郡闻风归附。李靖因功授上柱国，封永康县公，任检校荆州刺史。接着，李靖率军南下广西，派人到各州进行招抚，使岭南地区96个州，60多万户归顺唐朝。于是，李靖又被任命为岭南道抚慰大使、检校桂州总管。

武德六年（623年），辅公袥在江南重新起兵反唐。高祖以李孝恭为元帅，李靖为副元帅前往讨伐。李靖出其不意地先攻破辅公袥的水军，接着率轻装唐军直趋丹阳，俘虏了辅公袥，彻底平定江南。之后，李靖先后出任东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检校扬州大都督长史。

武德八年（625年），突厥犯太原，李渊命李靖为行军总管，领江淮兵一万北上抵御突厥，同年任检校安州大都督。武德九年四月，李靖在灵州与突厥颉利可汉激战一天，迫使颉利引兵北撤。不久，任灵州道行军总管。

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先后任命李靖为刑部尚书、检校中书令、兵部尚书。

贞观三年（629年），太宗决定大举反击突厥，命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统兵10万，分六道出击突厥。贞观四年正月，李靖亲率三千精骑趁黑夜攻下颉利可汉的牙帐所在地定襄。太宗称赞说：“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名书竹帛。卿以三千轻骑，深入虏庭，克复定襄，威振北狄，实古今未有。”于是进封李靖为代国公。二月，李靖又率一万精骑突袭阴山，俘虏突厥兵一千余帐。接着趁大雾向铁山急进，一举攻破颉利可汉的牙帐，生擒颉利可汉，为患中原多年的东突厥从此灭亡。李靖因灭东突厥之功，获加光禄大夫，拜尚书右仆射。

贞观八年（634年），西北土谷浑犯境，李靖主动请缨出征，太宗即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帅大军征讨土谷浑。贞观九年，李靖在积石山大败土谷浑军，土谷浑可汗伏允被杀，其国土尽归唐朝。贞观十一年，太宗改封李靖为卫国公。

贞观二十三年（649），李靖病逝，享年78岁。唐太宗特命陪葬昭陵，其坟冢修成铁山、积石山形状，以表彰他击灭东突厥，征服土谷浑的辉煌战功，幷谥号景武，把他的画像悬挂在凌烟阁里。

李靖归唐后，南平江南，北灭突厥，西定土谷浑，显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史家称李靖“临机果，料敌明”，是战绩与理论俱丰的军事家。著有《李靖六军镜》等兵书多部，但大多已散佚，后人辑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卫公兵法》等兵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在北宋神宗时被定为《武经七书》之一，

商朝最后一个国王帝辛，叫做纣，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荒淫无度，把殷都向南扩大到朝歌（今河南淇县），向北扩大到邯郸、沙丘（今河北平乡东北），在这广大地区修建离宫别馆、苑囿台榭；宠爱美女妲己，终日歌舞，令乐师新作“淫声”，有所谓“北里之舞”“靡靡之乐”；他还造酒池肉林，酗酒无度。他大肆搜刮，粮食装满了巨桥的仓库，无数珍宝堆满了鹿台。他任用坏人，迫害正直的大臣。如重用贪财好利和善于逢迎拍马的费仲，提拔善于挑拨离间的恶来。他废除贬斥了受人们拥护的贤人商容。他用“炮烙之刑”残害人民，还用其他酷刑残害向他进谏的忠臣。用挖心酷刑处死向他进谏的叔叔比干，逼得向他进谏的哥哥微子逃亡，另一哥哥箕子虽然装疯也没能免遭囚禁。商纣拒谏饰非，残害忠良，使得朝中大臣、贵族以及诸侯和周边方国也都离心离德。西伯姬昌（即周文王）因看到纣王残暴，暗中叹息几声，便被纣王囚禁在羑（you)里（今河南汤阴县有羑里遗址）。为转移人民的视线，纣王发动对周边方国的连年征战，后又把全部兵力用于对东夷的战争。战争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已经尖锐的阶级矛盾。商王朝已经危在旦夕，不可收拾。武王伐纣时，商王朝众叛亲离，军队倒戈，商纣逃回商都，于鹿台自焚而死。

千百年来，人们讲到商朝覆亡，往往归咎于古书上所载的纣王（帝辛）荒淫无道，如宠妖妃妲己、剜忠臣之心、设炮烙、“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在小说《封神榜》中，更把商纣写成有史以来头号暴虐魔王。其实，“女祸亡国论”本是后世封建文人为昏君开脱之谬论，鲁迅又一针见血地概括几千年古代史都是“吃人”史，君主 *** 残暴者各朝各代俯拾皆是，为何商纣王却偏偏很快国灭身亡呢？

对流传了三千年的对商纣王妖魔化的记述，历史学家郭沫若专门进行考证后做过翻案文章，认为“后人是深受了周人宣传的毒。”郭沫若说：“商纣王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他的英雄末路“有点像后来的楚霸王”。1958年11月， *** 在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后的谈话中表示同意郭沫若的考证，认为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又认为，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

如果抛开周朝为显示伐纣正义性而做的歪曲宣传和后世文学想像，以科学研究和考古成果为准绳，应该肯定纣王开拓山东、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的功绩。商朝疆域的扩展，促进了中原文明的传播，有助于华夏大地的生产力发展。《史记》上说纣王本人“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手格猛兽”。当时商军已使用战车，装备青铜兵器，出征兵力最多时达1.3万人，这足以称雄黄河和长江流域。不过商朝开拓疆土达到高峰时，西周联合一些早怀二心的诸侯突然发起“武王伐纣”之战。纣王因主力军在外未归，仓促组织充当奴隶的外族人俘虏保卫首都朝歌（今河南安阳市附近）。两军在牧野遭遇，主要来自东夷的奴隶不愿为仇家卖命打仗，纣王又缺少嫡系骨干监管，结果出现战场倒戈。经过一番“血流漂杵”的厮杀，商军崩溃，周军乘势杀入朝歌，心高自傲的纣王自焚。殷商就此覆亡于突然事变。

商朝在首都附近的牧野一战而亡，事先并无边境交锋，现代人恐怕会感到奇怪。若研究当时的历史条件可看到，夏、商期间地广人稀、部落林立，统治者还没有大面积的疆土意识，只有“点”的概念。商以首都为统治中心据点，以向周围部落联盟不断征伐的方式巩固统治和扩大贡赋区。据殷墟出土甲骨文记载，商灭亡前几十年间曾上百次征伐其他部落。纣王因自恃强大，一直未认真考虑国都设防，将安全寄托于单纯攻势之上。

河南二里头的考古发掘证实，夏代都城就建筑过城墙。在冷兵器时代，筑城是最主要的防御措施，里面有一定守兵和充足粮食，便可坚守待援甚至能拖垮攻城者。商后期在朝歌建都270余年，殷墟考古发现其城区面积达24平方公里，却没有筑墙，只有一条与洹水相连的壕沟。这样一旦在野战中失败，国都即危，从远方调兵都缓不应急。纣王东征南讨连战连捷，获得大量奴隶和财物，位于西方的周文王又装出一副谦恭模样纳贡，这使他几乎没有忧患意识，自然会享受淫乐。商朝人又迷信占卜，出土甲骨文的内容多是问神鬼讨凶吉，更使当权者不能理智地看待局势。武王伐纣的成功，可谓有效利用了对手长期总体性用兵方略的失误，掌握有利时机以弱袭强一举成功。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中国古代兵学，正是在一次次战争的感性知识积累中逐渐发展起来。西周灭商之后马上以前朝为戒，一方面继续征伐不听命的部落方国，一方面在各统治中心修筑坚城，进攻与防御兼备的思想就此树立起来。古往今来的军事史都证明，攻防是战争中的互为依存的两个方面，矛与盾缺一不可。商朝在武功到达鼎盛时突然覆亡，正是缺乏防御观念和忧患意识的例子，这为后世留下可令人深思的殷鉴。

伏特加是前苏联的国酒吗？

苏联没定义过什么国酒。伏特加在苏联成立之前就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东斯拉夫民族的传统酒（其实也是因为那地方没什么其他的酒），而且伏特加只是一种酿造工艺，具体品牌还有很多。只能说伏特加一直是俄国——苏联——俄国的代表而已，但谈不上什么国酒

俄罗斯有哪些名酒？

俄罗斯只有一种最著名的酒，就是伏特加。

伏特加酒（Водка）是俄罗斯的传统酒精饮料。

伏特加不仅是俄罗斯人生活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更是他们精神的寄托，它生动的反映并深深地影响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伏特加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发展轨迹。

漫长的历史让伏特加酒对俄罗斯民族性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伏特加酒造就了俄罗斯人崇尚酒文化的性格。在俄罗斯，伏特加酒被看作是上帝。俄罗斯人每人每年平均要喝掉67瓶伏特加酒，俄罗斯男人更是疯狂地爱着伏特加酒，把伏特加酒看着成是自己的“之一妻子”，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能看到一群群的俄罗斯人，手中握着伏特加酒瓶在公路上、公园里摇摇晃晃地喝酒。

扩展资料：

伏特加酿造 *** ：

是首先以马铃薯或玉米、大麦、黑麦为原料，用精馏法蒸馏出酒度高达96%的酒 *** ，再使酒 *** 流经盛有大量木炭的容器，以吸附酒液中的杂质（每10升蒸馏液用1.5千克木炭连续过滤不得少于8小时，40小时后至少要换掉10%的木炭），最后用蒸馏水稀释至酒度40-50%，除去酒精中所含毒素和其它异物的一种纯净的高酒精浓度的饮料。

伏特加酒不用陈酿即可出售、饮用，也有少量的如香型伏特加在稀释后还要经串香程序，使其具有芳香味道。伏特加与金酒一样都是以谷物为原料的高酒精度的烈性饮料，并且不需贮陈。

参考资料：伏特加 百度百科